在一个特别的婚礼现场_两性

在一个特别的婚礼现场_两性

如果每天早晨醒来，就能看见她恬静的面庞，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男主人公语 　　如果明天我就要去另一个世界，那么今晚我是你最美丽的新娘，我将带着你的爱走向新生。 　　――女主人公语 　　这是我出席的最特殊的一场婚礼，新郎叫子东，28岁，新娘叫苏苏，26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他们的相识缘于一次网聊，当时我并不知道苏苏是一名艾滋病患者，随着了解的加深，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当得知我的医生身份后，苏苏在网络上问了我一个问题：艾滋病患者和健康人能够结婚吗?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法规禁止，在中国也有过这样的例子。但是我明白这场婚札的背后，肯定有着许多压力，特别是苏苏和她的准新郎之间。我冒昧地提出想参加他们婚礼的请求，最初苏苏是拒绝的，后来我把自己在艾滋病科室工作的经历讲给她听，并把我发表在今年4月下半月刊《人之初》上的《在艾滋科室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传给她看，她在回复中寄来了一张电子请柬，上面有他们的婚纱照片，我终于相信：每个女孩都会是一个漂亮的新娘一照片上的苏苏像一个天使! 　　婚礼是在大连著名的旅游景点老虎滩公园进行的，没有隆重热闹的场面，所谓的“亲友团”不过是新人们最亲近的朋友。没有繁琐的理节，苏苏和子东面朝着大海，背靠着群山，许下海誓山盟：如果每天早晨醒来，就能看见她恬静的面庞，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明天我就要去另一个世界，那么今晚我是你最美丽的新娘，我将带着你的爱走向新生。 　　在场的每个人都热泪盈眶，这是我听到的最与众不同的誓言。一位年轻小伙把一张大大的用红色纸板做的“结婚证”放到了新人手中，旁边的女孩子告诉我：“他们没有正式领取结婚证，但是又有谁能说，他们跨越世俗偏见、跨越生死的结合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呢?” 　　婚礼结束后，我和新人一起去了他们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房。房间不大，却布置得很雅致：卧室里面挂着他们巨幅的婚纱照片，下面是并排摆着两张小床，中间被一个插满了百合花的花篮所隔开;海水蓝的窗帘一直垂落到地面，十分温馨。新郎子东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苏苏亲手布置的，我不由暗叹：好一个兰心蕙质的女孩子，偏被命运捉弄。 　　正式的交谈是在晚饭后开姑的。落地阳台上，苏苏望着远处耶将落山的夕阳，向我讲述着她和于东的故事。 　　苏苏：我真希望那是一场噩梦，醒来时，我还是健康的。 　　我和子东称得上是真正的“青梅竹马”，我们两家是世交，子东大我两岁，从我记事起，他就像哥哥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等到我们稍大一些时，子东一家去了上海，而我家留在了大连。距离并没有阳断我们相爱的心，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工作后，从上海到深圳，我都一直尾随子东的足迹。两家大人也很赞同我们在一起，但不许未婚同居。我和子东很听话，一直把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在深圳租了房，周末常在一起做饭、看电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克制着冲动。子东说一定要在新婚夜完完整整地拥有我。可是现在，我什么都不能给他了，因为这可恶的艾滋病病毒! 　　2003年元旦前夕，公司为了表彰我们几个业绩突出的女孩，决定奖励我们带薪休假，去新马泰旅游。这对于从小向往异域风光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子东当时正忙于一个大项目走不开，我只能和同事一起去。临上飞机时，子东好像预感到我会出事，打来电话提醒我：“我听人说泰国是艾滋病的高发区你到那里要特别小心!”我挺不高兴，觉得这个电话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可谁知道，真让他说中了! 　　在泰国旅游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巴士在回程的路上发生了小交通事故，坐在我身边的泰国导游被车窗的碎玻璃在脑门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出于好意，我顾不得想太多，直接掏出纸巾摁住了他流血的伤口，由于伤口很深，很快纸巾就被浸透了，我满手鲜血地为他更换着伤口处的纸巾，不小心被散落在车座上的碎玻璃在右手手掌心处划了一个口子。大约半个小时后，当地的救护车运走了轻伤的伤员，一名护士小姐简单地替我包扎了伤口。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放在心上，谁知道它仅仅是噩梦的开端。 　　回国后的半年里，我身体一直不太好，总是感到疲倦无力，有周期性低热，常持续数月，晚上睡觉时总是出汗，经常头痛，体重也迅速下降。我本来体质就不太好，有轻度贫血，所以我并没有往坏处想，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调理一下就好。 　　2003年6月，公司为员工进行体检。检查前并没有人通知我们要做HlV检测，大家只知道要检查肝功能，而事实上这次体检中包含有HIV检测。三天后，我被叫到人力资源办公室，经理是一位40多岁的外籍女士，她递给我一个大大的信封，告诉我这是我这个月的薪水，鉴于我的业绩，公司又多给了我―个月的工资，从明天开始我可以不用再来上班了。我感到非常突然，问她为什么辞退我。她请我坐下，然后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医院刚刚来了电话，说在HIV检测中，你的血液呈阳性，出于大多数员工的利益，我们不得不作出这种决定。不过不用担心，我们会为你保守秘密。”震晾、恐惧在那一刻占据了我全部思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经理办公室的，我几乎没有收拾任何东西，径直走回了住所。当天下午，我就去深圳一家权威机构，再次申请做HIV检测。6月的深圳已是骄阳似火，可我却感觉到从脚底涌上来的阵阵寒意。电话铃突然响起是子东，我狠了狠心没有接听。 　　坐在医院的长廊上，我仿佛等 　　待着最后的判决，时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在我前面的检查者一个个都取回了检验单，他们的表情渐渐地由悲变喜，有的则如释重负地叹着气。这时候一名护士请我去医生办公室，我机械地挪动着脚步。在那里我被告知HIV检测呈阳性。我永远记得那个黑色的时刻：2003年6月25日，16点12分。 　　我强打精神回到家，推开房门一下子哭倒在沙发上。我拼命撕扯着头发，不相信自己会感染上艾滋病。我努力地回忆一些细节，目光落在了摆在柜子上的那张在泰国旅游时我们几个女孩和当地导游的合影。难道是那次事故?我以最快的速度拨通了那家泰国旅行社的电话，对方告知那位导游已经不在那里做了，据说他可能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我绝望地挂掉电话，仅存的希望也熄灭了，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善举竟遭遇这样的回报。那一夜，我辗转反侧，眼前一会儿是父母亲慈祥的笑容，一会儿是子东熟悉的脸庞……我只有25岁啊，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还没有成为子东的新娘。我真希望那是一场噩梦，醒来时，我还是健康的。 　　子东：当我知道事情真相后，她已经回到了大连。 　　苏苏出事那天，我还在外地谈判。我隐约觉得有事情发生，但拨打她的手机却总是关机。项目谈完后，我连夜飞回深圳。推开房门却只看见苏苏给我的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尽快去医院做HIV检测。看到HIV我立刻想到艾滋病，那一刻我完全愤怒了，苏苏一定是在我出差的日子里耐不住寂寞，和别人发生了一夜隋，随后被检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害怕见到我于是离家出走。可等我平静下来就觉得不对劲，苏苏和我一直没有性接触，最多也就是拥抱、接吻，我和她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相信她不会是这种人。 　　但出于安全考虑，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医院，做了HIV检测，结果是阴性。遵从医嘱三周后我做了复检，结果依然是阴性。此时距离苏苏离开已经有近一个月了，这期间我尝试了所有联系她的方式，但始终没联系上她，只有一封电子邮件，问我有没有去医院检查。我迅速把检查结果告诉她。我开始担心苏苏，从小到大她就像一株温室里的花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她―个人怎么能够承受?我问遍她所有的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去向，我又不能告诉大伙她离去的真正原因。那段日子我好几次都梦见苏苏回来了，有一次我梦见她就站在我的身边，我伸手拉她却什么也抓不住，我一着急惊醒了，衣服全被吓湿了，老人们说这种梦不吉利。第二天我去一座寺庙求菩萨保佑苏苏，在此之前，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些。人们都说男女相处时间长了，拉着另一半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可我觉得苏苏就是我的右手，没有了她，我等于一个废人。 　　2003年8月16日，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大连的特快专递，从里面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流着泪读完苏苏给我的信，这时，她回到大连已经整整50天了。 　　苏苏：听到他声音的一刹那，我决定要再见他一面。 　　2004年1月10日，是子东27岁的生日。回到大连的半年多里，我没有回家住，而是在一家小型外资企业里做文员，公司安排住宿。半年来，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流，除了工作就是在电脑中写日记，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界了，这些文字将是留给子东的唯一纪念。 　　那段时间，我的CD4值忽高忽低，咳嗽不断，低烧不退。病情稍有恶化的时候，我就买来大量的抗生素药品，找私人的诊所输液;我还通过网络四处打听偏方，只要说能治疗这个病，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尝试。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我求生的全部动力来自于我对子东的爱。经过了许多尝试与努力后，我发现一切都是徒劳，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决定给子东打电话。电话通了，在听到那让我魂牵梦萦的声音时，我坚定地说：“我要见你。” 　　子东：我平静地望着她的眼睛，坚定地说，我们结婚吧。 　　站在我眼前的苏苏，虽然化了妆，但是依然掩饰不住那落寞的眼神、憔悴的神色，本来就瘦弱的她经历了半年的折腾后，用“瘦骨嶙峋”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们见面后，苏苏仍然努力地微笑着，强装镇定地告诉我这半年里的状况，却只字不提她所忍受的压力和痛苦，仿佛她根本就不曾感染了HIV，而是一次小小的感冒发烧。我拉起她的手，说：“傻丫头，在我面前你还装什么?”我还没有说完，她就忍不住扑进我的怀里，号啕大哭，那种积攒了多日的委屈、痛苦、辛酸，全都随着泪水一起流进了我心里。 　　等苏苏平静后，我望着她的眼睛，坚定地说：“我们结婚吧。”她像受惊的小兽，挣脱我的双手，一个劲地说不。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句话，在此之前，我不是没有这种念头，但是一想到别人的目光，想到无法向父母亲说出一切的时候，我退缩了。直到看到苏苏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不能没有她，多年来的感情已经演变为一种亲情，如果我不和她在一起，没有人会责怪我，而我自己会终生愧疚。我再次拉起苏苏的手说：“相信我，让我陪在你的身边，一起承担这种痛，就算你有一天会离去，我也要我们的爱陪你去另一个世界。” 　　不是尾声的尾声 　　在子东的坚持下，苏苏终于点头答应了他的“结婚”要求。他们像所有的新人一样，拍了婚纱照片，也在好友面前举行了“公证”仪式。我问子东：“你们两家的父母亲知道事情的真相吗?…“一直没有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只是说苏苏得了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苏苏告诉我，子东目前也来到了大连，两家父母亲出钱给他们买了这套房子，现在子东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苏苏控制艾滋病的药费上。子东还通过互联网，请他在国外的朋友把治疗的药品邮寄过来，这些药品价值不菲，但是只要能够缓解苏苏的病情，子东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某种意义上，子东和苏苏的婚姻缺少了性的内容，子东也曾想过用安全套过夫妻生活，但是苏苏坚决拒绝。每天晚上临睡前，子东都要在苏苏的额头上吻一下，然后互道晚安。 　　我问子东：“有没有后悔过这种选择?”这个沉稳的男人笑着告诉我：“如果每天早晨醒来，能看见她恬静的面庞，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苏苏和子东的爱在生死边缘，却又不离不弃，这里面固然有他们十几年的感情积淀，但更多的是理解与支持。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心灵上的孤独与寂寞比身体上的痛苦更为可怕。他们渴望世人的理解与关爱，如果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对他们避尤不及，那幺他们还能去相信谁?目前我们不能奢望在医学领域有奇迹发生，但是我们相信爱能创造生活的奇迹!